张海燕，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互联网+’内蒙古意识形态建设研究”(B)；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7CZX)的阶段性成果。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表达着一个共同的诉求，即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遵循历史辩证法，在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尤其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观念之后，初步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概念：扬弃私有财产制度，重新占有社会财富；废除异化劳动的社会强制性，走向有尊严的自由自觉活动；打破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全面提升劳动者社会地位；走出“丛林法则”，全面更新社会关系；扬弃“经济人”设定，促进“完整的人”的历史生成；扬弃观念论的共产主义，探索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
共产主义；社会财富；劳动政治；完整的人；实践的人道主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而且“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延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提出的人类解放，《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或者“社会化的人类”的立场上致力于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并时刻准备着做革命性变革的理论旗手，为实现人类解放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狭隘的阶级复仇主义者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绝非指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位的简单颠倒，而是一种基于历史自身的否定性运动的“实践的人道主义”。而且共产主义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现实的人”只有通过改造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不断用具体行动否定已有的僵化制度，才能打破历史下沉为一滩死水的僵局，保持历史的流动性。《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在批判了之前的共产主义理论之后，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粗线条的、原则性的构想，这一构想大体上可分为财富的重新占有、社会关系的更新、劳动状态的变革和人的整体性发展等几个方面。
一、扬弃私有财产制度，重新占有社会财富
《手稿》打破以资本为典型的私有财产永恒存在及其在观念论中的迷梦，探索一条扬弃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社会批判和社会重构之路。马克思《手稿》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在强调“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只有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之后才提出的，这意味着他是在资本-劳动这个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总问题的视域内思考共产主义的。在他看来，要想扬弃异化，私有财产制度是最大的障碍，因此，异化劳动的扬弃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财富的私有制占有方式的扬弃。
通过对其他共产主义理论的反思，马克思已经明确表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绝不意味着一种原始的平均主义，绝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简单否定，而是必须保留私有制下的文明成果，在此前提下实现对财富的重新占有。重新占有意味着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财富的主体本质，使得财富重新成为主体的财富，祛除作为主体的财富的物化逻辑。“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因此，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首先要从扬弃私有制度开始。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要求，扬弃异化的具体步骤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现状而定。“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法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直接从经济或政治领域开端，而德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却先在哲学中产生。
共产主义必须扬弃现有的财富生产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要抛弃以往社会发展的财富。对财富生产方式本身，马克思也采用了辩证的和历史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以否定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中介，因而这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宁可说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现存的私有财产制度是对直接占有的个人所有制的否定，是历史的进步。未来历史的发展绝不是要恢复田园诗式的、封闭的直接占有制，而是要在更高的阶段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以便更好地领有人类的劳动成果。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观点明确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通过《手稿》和《资本论》的比较，既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待私有制的辩证态度，又说明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手稿》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即使在《资本论》中也没有终结。关于如何重新占有财富，马克思虽然给出了一个方向，但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仍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探索。
马克思猛烈批判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形式即“粗陋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这表现在，它所主张的平均私有财产的方式，实际上不过是通过强制的办法把人们的才能和个性差异抛弃掉。这不仅不可能消除工人的异化，而且会将异化普遍化。更为荒唐的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甚至提出了用公妻制来反对婚姻家庭。这实际上是把妇女当作私有财产。“共产”“公妻”和“反对工业化”等这些观点彻底暴露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落后性和卑鄙性。“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嫉妒心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最容易在现代工业不发达的地方传播。不切实际的、野蛮化的平均思想从观念上来说就是人们的嫉妒心所造成的，更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马克思对这种共产主义嗤之以鼻，并严厉批判了持这种思想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错误在于过于偏激地、非辩证法地看待私有财产。仅仅看到私有财产的弊端，而不理解私有财产同样是劳动对象化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它仅仅把私有财产视作一种死的财物，无法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不能理解私有财产的双重历史作用。“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却还不理解的它的本质”。因此，它无法理解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进步性，看不到在私有财产形态下同样蕴含着的进步性因素。“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通过强制性手段把富有者拉到贫困者的水平，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它所造成的财富生产能力的弱化和贫穷的均等化，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开历史的倒车。科学的共产主义必须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提供出丰富的社会产品，从而避免再次因物质产品的匮乏状态而重新陷入物的争夺状态。只有如此，共产主义才是扬弃资本主义的、更加文明的新社会形态。
与《手稿》中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严厉批判一致，《德意志意识形态》再次强调了一定要避免堕落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和“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共产主义成为现实的三个必要前提：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第二，“人们的普遍交往”。第三，在生产力发展和交往普遍化的前提下，“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些都表明，只有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和交往普遍化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具备形成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劳动与分工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产生，但是分工在现代的发展所导致的大工业绝不是消除异化的障碍，而是扬弃异化的必然环节。“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指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业本身。”尽管资本主义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发展，这孕育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异化不仅仅被看作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而且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方式，是历史发展的驱动力。人类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条件下必然要通过异化的形式反映出来。换句话说，异化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对象化，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象化的过程。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雇佣劳动尽管极大地损害了人的整体性生存，但马克思绝没有“浪漫主义的伤感眼泪”，而是首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所以，海德格尔才说马克思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资本主义在造成异化的同时，也为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资本展示了人的需求和能力的丰富性，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虽然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增值似乎成为财富生产的唯一目的，导致了人的异化，但是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会促使人与人之间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打破原来小生产状态下的封闭状态。这不仅有利于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也使得人的交往和精神生产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推动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和人类总体能力的提升。
因此，私有财产作为对象化的一种历史形态，绝不可以采取抽象否定的态度。正如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中所说，马克思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两座城市的故事，“有一座城市根本没有自由，却声称有自由；而另一座城市拥有给所有人的充分自由的条件，却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如何到达那里。”前者是资本主义，后者是共产主义。这两座城市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是并列存在的，而且“共产主义”这座城在现有的地图上还是无处寻觅的。“至今它还只存在于第一座城市的影子里。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可能成为的东西，是一旦资本主义的居民们推翻了其统治者及组织城市生活的法规时就有了产生和发展条件的东西。”这就意味，共产主义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存在，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共产主义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经济领域的扬弃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
二、打破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全面提升劳动者社会地位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德国解放的“心脏”，这表达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诉求。《莱茵报》停办之后，马克思抵达了欧洲的政治之都——巴黎，在那里，马克思投入了大量精力摘录历史学笔记和政治经济学笔记，试图进一步探索“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在《手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更加确认了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事业中的地位，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问题。
劳动在政治哲学中的凸显，可谓是马克思颠覆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关键一步。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传统相比较的意义上。将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的一个独创。阿伦特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指出，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观点挑战了传统的真理观，而且这种挑战并非细枝末节的，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挑战，“是对传统的神的挑战，也是对传统的对劳动评价的挑战，对传统的对理性的赞美的挑战”。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政治与劳动者无关，雅典的市民最重要的条件首先不是从事辛苦谋生劳动的自由民。政治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荣耀，而且是为完成政治义务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艰辛努力的活动。“所以，染指政治的人，不允许从事容易疲惫、劳累的（职业）活动。因此，比如给予牧羊人市民资格，而不给农民市民资格。把画家看作是比工匠地位高的职业，而认为雕塑家只是工匠。无论在什么场合，是否导致劳苦、疲劳的职业成为划分社会地位的一条基准线。”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古代的西方，劳动与政治相分离，甚至处于一种资格对立的状态中，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之低下可见一斑。马克思所要做的恰恰就是颠倒这种将劳动与政治相分割甚至对立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正如阿伦特所说，“马克思想做的就是通过将传统意义中被看作必然的劳动颠倒过来进行冲击，来拯救他认为在传统人类活动中劳动最自由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强调劳动的地位，大体上是基于如下三点：
第一，产业革命的到来，使得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资本经济是时代内在的趋势，借用沃特·拉瑟诺的话来说，“经济学已是命中注定”。决心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突破口的马克思，在读到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后，开始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新显学。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的详细考察，就无法了解经济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无法真正揭开现代社会的奥秘。
正是由于“经济人”成为理性人的主要表征，资本逻辑占据主流，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却并没有真正实现其在革命前给最大多数劳动者的许诺，自由、民主、平等最终只呈现为形式上的，成为私有财产权的护佑者，而大多数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为此，为劳动者代言的马克思重申了劳动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根本重要性，将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最受蔑视的劳动改头换面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并将其视为人类最高的类本质。
第二，产业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提升，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的领域，产业革命也使得“古代意义上的政治让位于行政管理，在所有工业化了的国家，闲暇逐渐发展到大众化的规模”。也就是说，产业革命使得人们在总体上的闲暇时间的增加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闲暇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条件，而现代闲暇逐渐发展到大众化的规模，也就为政治的大众化提供了基础，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都会得到提升，列宁所设想的普通劳动者也能参政的愿景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第三，与产业革命一起冲击马克思的还有法国的政治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浪潮表明，前现代的统治秩序和等级价值观已经不能再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座。平等的普遍化应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要求。正如阿伦特所说：“马克思是从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既成事实中知道古典政治思想和近代政治条件势不两立的。这两个革命把本来在所有活动中最被轻视的劳动提高到了具有创造性的等级上去了，还强调了在史无前例的普遍平等的条件下能够实现自古以来自由的理想。”但是，马克思所要求的公平绝对不等于为矫饰现代私有制导致的非正义而给出的所谓“人生而平等”的形式平等，这种自由平等只是消极的法律和人格上的平等。在不改变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的前提下，增加工资或者所谓给予选举权这样的措施，在马克思看来仍然是在传统政治思想的框架内，把劳动看作是低下的人类活动类型，而劳动者是卑下的被施与者。
在秉持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传统的阿伦特看来，“认为劳动活动本身是人类必须的屈服——传统印象中的概念，与把劳动看作人类最高的积极的自由、具有生产性质的自由那种近代的观念之间，实际上有本质上势不两立的地方。”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核心地位必然要求它受到人们的重视，劳动被蔑视的屈辱历史应该被改变。因此，马克思将劳动作为创造活动的典型，并以此为基点发起了对资本的反抗，使劳动成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哲学概念。劳动和政治再也不是处于外在隔离的无关状态，而是紧密相连。马克思将劳动视为现代政治的基础，这是对传统政治观的根本性挑战，直到后期的《资本论》也一直在对这个主题进行不断的证实、深化和丰富。
德国哲学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分离，是抽象个体与共同体的分离，是社会的分崩离析，是《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私自利的、原子式的存在状态。对这种市民社会状态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显现出来。但马克思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和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和目标就在于重新实现个体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社会，关键是如何让感性具体的个体性活动取得普遍性的意义。然而，私有财产制度绝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革命势在必行。
三、废除劳动的社会强制性，走向有尊严的自由自觉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在三者分离状态下的雇佣劳动制度，给他们带来的绝不是财富和好运，而是灾难。马克思逐一考察了劳动者在社会中三种可能的生存样态。第一，“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的话，那么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第二，在整个社会财富处于增长时期这个看似对工人可能有利的状态中，由于工人需求量的增加，工人找到工作的机会变大，可能工资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工资的提升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必然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为了挣钱而缩短自己的寿命。不仅如此，资本家所拿走的劳动产品的比例远远高于工人工资提升的比例，从而使资本积累加速，分工扩大，这样，“工人就日益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样，随着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这样工人就越来越成为“劳动的动物”，越来越失去自由和全面地发展自己生命潜能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第三，在财富增长达到顶点，并且假定这种增长会持续的状态下，工人也不会得到好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用工量会饱和，工人之间为了争取工作而进行的竞争会非常激烈，从整体上看，超出用工量的剩余劳动者注定会因为无业而死亡。
可见，无论在哪种状态下，工人阶级所从事的劳动及其生存状态都是恶劣和没有尊严的。国民经济学把它当作社会发展的必然，即使是曾从伦理方面谴责过现代工厂劳动的黑格尔，最终也选择了与现实和解，把雇佣劳动视作是为了满足物质生存所必须的代价。但马克思无法无视工人阶级的灾难性生活，在他看来，即使是按照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工人阶级这个创造了社会财富的阶级却处于普遍的贫困状态中也是不合理的。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存在着应然和实然、哲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张力。从哲学人类学角度来看，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和根本存在方式，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表现在马克思对劳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的“美的规律”的论述。但是在私有制尤其是现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人的劳动却呈现为一种谋生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实然、现实维度，也就是被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状态。在这里，劳动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为了维持肉体生存而进行的谋生活动。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劳动者仅仅被看作是能劳动的肉体机器，只有能劳动的人才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按照效益来核算的经济运行的一个因素。而在工人自己那里，由于劳动完全成为异己的谋生劳动，成了纯粹的机械运动，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劳动在运动过程中也就变成了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而在劳动之外，他们自己的生命活动也被简化为“胃”的活动。现实的劳动由于与人的自由自觉地创造性生命本质恰恰相反，于是呈现为一种唯恐避之不及的劳作。在国民经济学家以及与之具有相同意识的人眼中，劳动只具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挣到可以维持其肉体存活的工资，即“谋生的劳动”。而且，“分工使得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够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
马克思不仅继承了政治经济学对劳动在现代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观点的认可，还保存了黑格尔劳动概念所具有的能动性、创造性特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劳动视作人的类本质和根本存在方式。这样，劳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取得了核心概念的位置，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现存方式是一个历史性的样态。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谋生劳动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方式和主流的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谋生的劳动活动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对劳动状态的考察摒弃了原来那种永恒不变的观念论传统，真正将劳动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方式。看似服从自然规律的劳动为人类一步步走向自由自觉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一步步显示着劳动自由程度的提升，这表明了劳动从完全受必然规律支配的工具性活动向自由自觉的类活动过渡的历史可能性。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还对未来社会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状态进行了哲学上的描述，设想了一种“真正的人”的生产。在未来社会的生产中，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双重地肯定自己和该生产活动相关联的另一个人。劳动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成为生活的乐趣；同时，另一个人在享用其劳动成果时也会确证这个劳动者的社会本质。
四、走出“丛林法则”，全面更新社会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每一个个体都被假定为私有者。“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所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在资本逻辑下的市民社会中，个人表现为单个原子式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秉持着相互利用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呈现为狼对狼的战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只能通过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进行，“两个私有者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完全被物化，只能通过私有财产的最集中代表和中介——货币来表现。货币成为衡量人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力量。因为当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宰时，货币就成为无所不能的，甚至成为代替上帝的造物主，人也就成了他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对交换物关系的极度重视在现实中遮盖了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使得原本多维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单一化。这种现象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比如卢卡奇深入论证了“物化”，马尔库塞将这种状态下的人称为“单向度的人”。
然而按照历史辩证法，这种状态在未来也不可能是永恒的，因为私有财产包括货币都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不可能永远拜倒在自己的创造物之下。人的本质力量在扬弃异化的未来社会中定然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被资本逻辑颠倒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该给予个体以个性和能力。“我们假定现在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历史的发展将会使人们的社会关系从资本本位转到能力本位，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化了的人的形成以及真正符合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社会历史辩证法的根源——劳动，并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不是固定的，劳动的变革必然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劳动是社会关系的根源，因而，社会关系异化的扬弃绝对不是在思想中变革就可以完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矛盾运动中才可能生成。共产主义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建构新世界的历史过程，“建构”需要人类个体通过他们的生产活动生产出对象、社会关系以及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自身。具体来讲，主体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有限的人类个体，人类个体通过参与社会性生产活动而存在，这既包括人类整体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包括人在生产生活中对自身精神生活的丰富，或者说在物质生产、社会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多重作用下生产出人自身的历史状态。
五、扬弃“经济人”设定，促进“完整的人”的历史生成
人道主义源远流长，不论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文艺复兴时期对“巨人”的赞赏，还是古希腊时期对健全人格的追求，都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浸润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在构想未来社会时，不可能将人道主义因素遗漏掉。资本主义造成了人的非人化或者说物化状态，使得人成为资本的工具，“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劳动者的劳动异化为其对立面资本，并受资本的力量所支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异化现象。劳动异化现象首先是对资本和劳动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资本对劳动者成果占有的反映，是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模式的一个理论建构。
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之前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国民经济学反映了这一现状，将人抽象为“经济人”，指出现代社会人的最现实的存在就是作为“经济人”的存在。与劳动异化相伴随的分工异化表现为：在提升专业化、增加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将劳动者的主体性变成了与机器等同的物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工人畸变为会劳动的机器，非工人(包括资本家、租地农场主、理论工作者等)也不能幸免。“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在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意味着扬弃以资本为主导的物化逻辑，使人重新占有自己所创造的对象化力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绝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异化，资产阶级本身也处于异化的存在状态，只有等到社会历史进展到一定的阶段，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被理解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的时候，共产主义革命的意识才会产生，共产主义的革命才有可能产生。
克服人的物化及其单向度生存，是共产主义的内在要求。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也就意味着“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马克思这里所提出的“富有的人”“完整的人”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消除了基本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是消除阻碍个体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获得自由自觉发展的境况。正如布洛赫后来所强调的，马克思绝非只要面包的低俗唯物主义者，包括音乐、艺术在内的精神生活提升也是“完整的人”的内在必然要求。
因此，“完整的人”在直接的意义上当然是与被劳动分工弄得支离破碎的人而言的，是对资本主义工作的强制性专业化分工的反思。但是“完整的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条件强制性的反对，绝不意味着在未来社会容许不事劳作、游手好闲的懒人横行。强制性劳动条件的破除，只是希望在未来社会形态中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具体的劳动方式，而并未意味着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完人。
六、扬弃观念论的共产主义，探索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
“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要比思想中的共产主义难得多，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异化及其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意味着只有进入了现代批判和历史内在自否定规律的共产主义才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开启一条现实的解放之路。此后的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也在事实上证明了这句话正确的预见性。
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绝对表征的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这个问题不能在思想的领域内解决，而必须转化为消除人的自由发展的外在障碍的社会革命。异化的克服是一个只有通过历史革命才可解决的特殊历史问题。只有通过劳动者的革命性变革，否定私有制，才是消灭异化的现实途径。因此，在扬弃异化的方式上，马克思和黑格尔展示了根本性的分歧，这引发了从思辨到革命的巨变；与黑格尔的思辨性的复归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扬弃异化必须走一种“改造世界”的现实之路。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更为现实的否定性特质，这种否定已经超出了思想的圈子，变得急迫和现实。“现实的否定变成一个历史条件，一个不能被作为形而上学关系状态的具体化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它变成一个与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相联系的社会条件。”思辨走到了尽头就是现实的变革，这也是思想与现实的否定性辩证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已经初步将辩证法逐渐奠基于社会经济活动之上，社会经济活动决定国家和法等上层建筑。但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历史辩证法是等待戈多，那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主体性的丧失。马克思要在现实中寻找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即无产阶级。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具体处境和身心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属性即被剥夺生产资料而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特征依然存在，因此，以主客体的历史统一为目标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社会分析的重要方法。
资本逻辑使得资本家和劳动者都处于异化的存在状态，但是由于资本家更少直接地感觉到异化状态的痛苦，因此很难发现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即使看到少数问题，也很容易采取实证的方案进行修改和调整。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是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是劳动者的典型代表，而且他们最为深切地感受着社会本身的异化存在，更有可能具备对社会存在的反思意识和反抗精神。对工人阶级社会变革主体性的确认，是与其对劳动的典型形态的分析息息相关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主导形式，因此，无产阶级才是历史变革的主要力量。
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真理必然在每一个因素中出现。从黑格尔本人的逻辑出发，可以做这样的推测，那就是“如果一个具体的因素或者事实不能与理性的过程相联系时，整体的真理也必然被损坏”。马克思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与黑格尔所说的真理整体不一致之处，那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因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存在与理性所断言的现实是矛盾的。因为，它把作出理性否定的证明的整个阶级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无产阶级的命运不是人类潜在的实现，而是相反。”不论从财产占有的角度，还是从黑格尔所认为的构成人的普遍本质的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和哲学的角度，无产阶级都与黑格尔所界定的“理性人”的概念相去甚远。可见，无产阶级的存在不仅仅打破了真理的整体性，不仅仅是这个环节上出现的一个小洞，而是使得整个体系崩溃的关键点，“无产阶级的存在不仅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性社会失去意义，也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失去意义。”马尔库塞所给出的这个论断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何以会如此？那是因为无产阶级与理性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击中了黑格尔思想的软肋。
从财产占有的角度看，由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仅仅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畜生。”因而，无产阶级所配得到的、所能得到的唯一“财产”就是工资，而这样的工资，“按照斯密的意见”，则是仅仅能维持“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的最低的工资。在马克思所摘抄的贝魁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一书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贝魁尔直接把工人称作奴隶。“尽管因极其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对众多居民来说却有增无减”。贝魁尔和所有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当然也知道这种现代工厂里的奴隶工作不仅会伤害人的身体，而且会使道德和智力发展受到阻碍。但是他们只把工人的这种状况看作是一种偶然形成的不幸，并向工人大声疾呼：“做资本家吧”。但是在现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翻身成为资本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倒是资本家十分有可能由于经营不善沦为工人。
马克思绝不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永恒存在的“自然状态”，绝不会让劳动的辩证否定作用淹没在思辨的辩证法之中，更不会对无产阶级这个客观存在的理性的否定环节视若无睹或者将之用思辨的语言化解掉。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状态，不可能在思辨中被融解。如果有什么阻碍了人的理性或健全人格的实现，首当其冲绝非观念中的思想异化，而是现实的以资本典型形态的私有制度。马克思充分重视现实的否定性，并将黑格尔的逻辑一推到底，认为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恰恰是真正的具有历史发展的创造性力量。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存状态的经验观察和对国民经济学内在矛盾的分析，考察资本产生的历史和本质，从而发现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资本和劳动的内在悖论。
“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并且是社会劳动的实际执行者或劳动的主体。但是如同黑格尔所揭示的那样，劳动决定了人类的本质以及它所呈现的社会形式。如果无产阶级的存在能够对人类的完全丧失作出证明，那么这一丧失又是由文明社会所赖以依存的劳动方式所导致的，那么社会在整体上是腐败的，并且无产阶级表明了完全的否定性”。按照国民经济学，“劳动创造财富”和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工人阶级作为劳动的主体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普遍的痛苦和普遍的贫困。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表明了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权利、自由等等不过是虚伪的普遍性，因为现实的社会呈现的是与这些虚伪的普遍性相反的普遍的不公正和普遍的奴役。与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强调把劳动当作财富的肯定性方面不同，马克思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否定性方面，也就是劳动异化。如果说国民经济学以及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的黑格尔都只看到了一般劳动的肯定性作用或者说劳动的肯定性方面的话，马克思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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